周老先生的訪問很難邀，老先生已經近乎耳聾，電話都是太太代接，喚作周媽媽。聯絡了好幾次，每次都要重申來意，因為電話一掛，老人家就全忘記剛剛那些話語到底談了什麼，以至於發生上次匆匆多花車錢從關西趕回新竹，結果卻被放鴿子的慘事。
而且，就算順利講上話，老太太濃重的口音和不太靈光的耳朵，也常讓兩方都陷入雞同鴨講的困境裡，實在頭大。
兩個老人家，住在西大路磐石中學旁的日本式宿舍，太太86歲，先生93歲，兒孫20多個，最大的兒子都60幾歲了，但只有在楊梅當外文老師的老三偶爾會回來看他們，剩下的全留在美國，只有農曆年節有機會團聚，是兩老最歡樂的時光。說到家裏剩他們兩個老人家，周媽媽就忍不住流眼淚。
他們看起來遠比我想像的要健康許多，周老先生的身體狀況甚至比我爹還好，走路快，直挺挺的，嗓門宏亮，講起話來還是很有條理，腦筋非常清楚，還能經常跑步運動、上號子看股票，就只有耳朵不好，戴助聽器也於事無補的遺憾。
當年糊里糊塗進了軍隊，考上了軍醫，十幾歲的青年，連書都沒讀完，便一路從大陸撤退到台灣，曾經作過竹東榮民醫院副院長的周老，還是農家子弟的性格，沒有一般執業醫生的傲氣，說起曾經在別人家租樓開診所的日子，他們還會感激地說：那先生人真好，對我們都好客氣，不會看不起我們。
怪了，我碰過許多醫生，對工作夥伴不甚客氣的所在多有，這倒是初次聽到醫生這樣地感謝別人給的一些方便，或許和戰時軍醫身份有關，抗戰時的混亂，破壞了所有階級角色，醫生嘛，士兵嘛，前線嘛，後備呢，所差無幾，領的薪水也是少得可憐。
他翻起褲腳一塊深色斑點狀的傷疤，說是抗戰時的紀念，被炸彈炸出的傷口，「那時候傷口好大，白花花的骨頭都跑出來囉，我趕緊包一包，紮起來，跑回後方治療。」周媽媽想起戰時的事情，又流起淚來，自顧自嚷著：「戰爭的時候真是好苦啊，我媽媽就叫我不可以嫁給軍人，日子真的好苦啊……」
我想周老的聽力鐵定是在抗戰的爆炸聲、八二三的炮戰聲轟擊下受損的。
到了台灣，日子就安逸了，日據時代與二二八、幾次醫療制度的大更動，在他眼裡都不過是太平盛世裡的一些小漣漪。說起自己的人生，他除了戰時的震撼，剩下幾乎都忘了，或者說，也沒什麼好再用老了、鈍了了腦袋去回想的，連幾歲結婚、當主任、當院長都記不得，倒是說起十數個兒孫，哪個幾歲了、讀什麼學校什麼科系，清清楚楚。
和老人家講話沒有什麼邏輯可言，他們從來不記得自己說了些什麼、沒說什麼，想到什麼怕忘記就趕緊插句話，支離破碎的談話無法形成訪談紀錄，但兩老的可愛確實讓人喜歡。
也只有在老人家面前，說到自己讀中文，能有那麼點理直氣壯，他們直說中國文學好，督促我要發揚文化，殊不知老宿舍外頭的世界，即使時代進步了，本質上仍是個土匪般鄙夷文化的社會。
最後我要給他們照張相片，老先生硬要給太太找頂毛線帽戴，遮掩額頭上的白斑。「不戴帽子很難看啊」，不管太太阻止，他就是要給他安上帽子。「我以前很漂亮的，皮膚不會這樣」周媽媽緊張地解釋。
臨走前，周媽媽用雙手緊緊握住我，幾近顫抖地說：「小姐你真是個好女孩，來看我們，以後有空要來玩，非常歡迎，祝福你平安、健康。」這是我從未聽過地，如此真誠地祝福。
不曉得他們多久就會忘了這短暫地相處，但這番光景，我肯定會放在心頭上一段時日的，關於生命末後的種種，當生命的重點不再放在自己的身上……
一開始交案下來，總編就說這個客戶之前和我們合作過很久，後來因為廣告價格關係，投奔另一家雜誌懷抱（對方總編親自帶人過去吃飯、出低價搶生意），這次好不容易他們又回心轉意想看看我們比較貴，效果有沒有比較好，更是必須「費心構想編寫」以營造出我們雜誌的編經功力……
像是前一次廣告合作，派資深文編過去採訪，對方也不會抱怨或表示什麼不滿，但就會在電話裡說「哎呀你們怎麼派個小妹妹過來，這樣真的行嗎？」之類的話，當然此次洽談也不例外，總編說會派「專業的美食記者」過去時，對方就回「啊是多專業？有沒有得過獎？」「有有有，清大畢業的，還有得過獎……」（總編還真會避重就輕地回應對方嘛）。
因為有了種種的繪聲繪影，昨天採訪前真是緊張得不得了，本來還以為對方會穿貂皮大衣、戴勞力士出來，結果沒想到竟然完全沒打扮地素顏登場，穿著也很隨性，隨性到牛仔褲太長只是直接反折起來而已……「
我在愛丁堡 (3)